FT社评:回归实业合理吗?
更新时间:2018-04-16 00:00 浏览:87 关闭窗口 打印此页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许多国家的政府都逐渐感觉到,各经济体过于关注虚无缥缈的金融服务和堆积如山的债务,它们需要向过去几十年的那种坚实的工业基础回归

最明显的例子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他带着重振美国工业的承诺上台。对钢铁的痴迷驱使他选择了挑起与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争斗。甚至是毫无疑问具有21世纪思维的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在担任英国财政大臣时都谈起“制造业大前进”(The March of The Makers),而具有现代化思想的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提出了“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的工业政策口号。

在周一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反潮流地提出,制造业对生产率高增长的贡献被夸大了。IMF的经济学家表示,发展中国家完全有可能直接从农业发展到服务业,而不必经历由制造业主导的中间阶段。发达经济体当然也不应痴迷于目前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经常才十分之一多一点的一个部门。

特朗普对IMF的话不会感到开心。然而,尽管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崇拜确实通常会导致自我毁灭的重商主义和经济效率低下,但在诠释这种思想在新兴市场导致的结果时,我们有必要谨慎一些。

正如哈佛大学(Harvard)经济学家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一直竭力主张的那样,很难找到这样的例子:新兴市场不经历强劲的制造业阶段(通常是在出口部门)就创造了雨露均沾的财富。制造业的生产率水平在世界各地趋同,这意味着工业的快速增长可以带动经济其他领域发展。IMF的经济学家反驳称,对各大部门的分解表明,一些服务业完全有能力创造生产率的高增长。

尽管如此,正如罗德里克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埃塞俄比亚、马拉维、塞内加尔和坦桑尼亚等发展中国家最近面向国内的服务部门的快速增长,,似乎存在着天然的极限。

这些经济体的服务业生产率增长已经在失去势头。要下结论说,经济体的构成对试图致富的新兴市场而言并不重要,还为时过早。

在发达经济体中,存在着一种更明确地观点:让市场而不是政府来决定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相对规模。尽管制造业的衰落造成了严重的局部问题,但前述IMF报告指出,不平等的加剧主要来源于部门内部,而非部门之间。自动化——经常被视为造成劳动者工资两极分化的原因——既影响着服务业,也影响制造业。

即便制造业对新兴市场作用特殊,政策处方也不清晰。通过货币贬值来促进出口——工业化经济体传统上使用的一种武器——可能会引发竞争性贬值大战。对制造业的税收减免或其他优惠措施可能会发挥作用,但可能也会造成寻租和徇私。

最终,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的需求往往是重叠的。两者都需要可靠的基础设施(包括通信)、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和稳定的营商环境。IMF的研究对于纠正制造业痴迷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但它对IMF应该给出的政策建议可能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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