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后国企改革理论再“争论”
更新时间:2018-06-12 15:11 浏览:164 关闭窗口 打印此页

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哈特(Hart)教授时隔多年对中国的再次访问,重新激起国企改革理论和实务界对正在积极推进的国企混改理论基础探究的热潮。

长期以来,哈特发展的现代产权理论被认为是中国国企改革的理论基础之一。例如,在最近召开的一次由哈特教授本人参加的国企改革研讨会上,一些学者从哈特发展的现代产权理论出发,指出“产权理论核心重要性就在于大量激励机制核心内容,只有你解决了产权之后才有可能解决,没有解决产权问题之前,试图模仿市场的运作,试图去模仿私有制的运作,实际上是模仿不出来的,这是产权理论最核心的内容”。

与这些学者强调产权重要的观点不同,另外一些学者则强调激励机制设计在包括政府在产业政策制定等问题上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政府之所以无法设计出好的产业政策,只是由于政府没有很好借鉴激励机制设计的思想。不是产业政策本身不好,而是产业政策设计得不好。他们强调,应该把激励机制设计思想广泛应用于“产业治理”,甚至“国家治理”,治理的本质就是机制设计。看起来这些学者的观点更加针对政府在产业政策的制定,但毫无疑问,上述逻辑同样适用于国企。

在中国国企改革四十年的历程中,在不同阶段始终存在着产权重要还是激励机制设计重要的理论争论。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学者围绕国企改革究竟是从产权改革还是从完善市场竞争环境入手展开争论。时隔20年后,学者国企改革围绕产权重要还是激励机制设计重要开展一场新的争论。

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把强调产权重要的这些学者称为“产权派”,把强调激励机制设计重要的学者称为“激励派”。我们看到,同样是“激励派”,在围绕激励机制设计重要的问题上,新的学者与早期学者侧重点略有不同。早期学者强调的市场竞争是相对自然的制度环境提供的外生激励机制,而新的学者则从基于博弈论分析工具委托代理框架下的现代激励机制思想出发,强调如何内生设计激励机制,以解决信息不对称下拥有私人信息的代理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类似于激励派内部的差异,新产权派更加强调国企改革“只有在解决了产权之后才有可能解决经理人激励机制”,而早期产权派则强调与竞争市场机制完善相比,国企改革从明确市场主体的产权改革入手更容易推动国企改革。

那么,我们关注的问题是,是否国企改革“只有在解决了产权之后才有可能解决经理人激励机制”呢?是否国企改革“只要很好借鉴激励机制设计思想”,即使是政府这种典型的“代理人”同样能够制定出“好的产业政策”来?

在我们看来,无论是新产权派还是新激励派至少在国企改革的语境下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

我们首先讨论新产权派在“只有在解决了产权之后才有可能解决经理人激励机制”认识上存在的一些误区。从现实中的合约总是不够完全详备的视角出发,哈特指出,由于投资者担心在不完全合约下(专用性)投资后会被事后敲竹杠,事前进行投资的激励就会不足。那么,如何鼓励投资者进行投资呢?哈特认为,只有使投资者成为所有者,享有对不完全合约未规定事项的剩余控制权,才能使投资者有愿意进行投资。该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一个投资者即使并不熟悉一个公众公司的CEO,但却愿意投资该公司,成为该公司的股东的“现代股份公司之谜”的问题。原因是在购买公司股票成为股东之后,上市公司向其做出了集体享有受法律保护的所有者权益这一可置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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